12月4日，致公党云南省委在昆明举行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座谈会。会上，刘富兴、幸广元、琚坚、吴彤、唐青生、王樨、钟芳梅、徐中选、陈达娅、贾皓程等围绕"改革开放40年"主题畅谈了改革开放以来所历、所见、所闻、所思、所感，从经济收入、城市和农村的变化、教育医疗事业等的发展和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的改善等不同方面，述说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变化。我们将陆续推出他们每个人的发言情况，以飨读者。

　　讲述了自己从医38年，从医学院学生到医疗工作者，见证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飞速发展的亲身经历。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全文转载。一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正式开启，改革的东风，也就此刮起。这一年，算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但实际上77级在这年的2月入学、78级在9月入学，青葱的大学校园罕见地在一年里迎接了两届新生。

　　那一年，我15岁，正在积极备战高考，作为一个懵懂少年，看着哥哥姐姐们都可以从新走进大学校园，自己也憧憬着我的大学梦，我从7岁开始就生活在一个部队医院的家属区，身边小伙伴的父母多是医院的医生护士，每天看着他们穿着白大褂忙碌的身影，一个个患者在他们的救治下重返部队，特别是1979年自卫反击战时亲眼看到一批批年轻的战士从前线用大卡车运来，整个大院里充斥着各种缺胳膊少腿，头上、肩上、背上、甚至全身上下都缠着纱布的年轻人。院里的叔叔阿姨们不分白天黑夜的忙着抢救患者，但还是看到一些的同龄人不得不被送进了太平间。看着叔叔阿姨们拖着疲倦身体和充满血丝的双眼还在不停的忙碌，心中充满了对他们崇敬之情，同时也深深的感受到了医学的局限性。可能就在此时学医的种子就悄悄地埋进了我的心底。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一直叫嚣着要考建筑设计的我在父母的鼓动下考进了昆明医学院。

　　初入校园时，不论是老师还是同学，也不论是男生是女生清一色都穿灰、蓝、白、黑色的服装，当时的绿军装是最时髦的服装。同学们第一次见面，看到一些面孔竟然不知道是该叫同学还是叫老师？我们班同学的年龄，最小的13岁、最大的25岁。再看看高年级的有些同学都已经40多岁了，对17岁的我，简直可以直接称呼叔叔、阿姨。而师兄师姐们的学习热情却是无比的高涨，图书馆是一个唯一可以彻夜不关灯的地方，而每天去图书馆占位子就成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每一个凌晨，当我们这些年轻学生已经困到再也睁不开眼不得不回宿舍睡觉时，还看到那些师兄师姐们红着眼在那苦读。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基本上也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师。学校的设施都极其的简陋，最高级的实验设备只有一些表面都脱了皮的老旧光学显微镜，很多实验用具都是老师们徒手制作的，唯一有一种学习的道具相对于现在的学生来说算是奢侈，那就是尸体，我们那时可以几个人解剖一具完整的尸体，而现在的医学生，一个班一百个人，甚至一个年级才能解剖一具尸体。

1995年7月，琚坚（第二排左八）参加致公党云南省委举办基层干部培训班。

　　当时的学生食堂每月都按定量购买饭票，而且还有大约30%是杂粮，男生基本不够吃，我因为食量小家又在昆明，经常拿一些饭票给同学，到现在还不断地有男生时不时会带一些土特产给我，说是对当年给他们饭票的"回报"。食堂的菜品就是过年时也没有超过10个，我亲眼见过有的同学每顿只吃两个馒头或是一碗白饭加1个蔬菜。就这样还是靠着每月最高18元的助学金支撑着。经过5年的苦读终于工作挣钱了，第一个月的工资我拿了46块8毛。

　　进医院工作时我们医院只有两栋破旧的小楼，医生看病除徒手视、触、叩、听外，主要依靠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表，功能科只有两台X光机、1台黑白B超和两台心电图机，而CT、核磁共振、电子显微镜、伽马刀、手术机器人等当时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进院后我就被分到了消化科，收治的病人主要有肝炎、伤寒、结核、消化性溃疡、肝硬化、胰腺炎及各种农药中毒，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到过节特别是中秋节和春节总要收几个胰腺炎和喝农药中毒的病人，因为那时生活还很困难，过节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吃喝喝，不是吃多喝多得了胰腺炎就是为了点经济吵得不可开交而喝了农药。而现在的病人则主要是一些糖尿病、高血压、脂肪肝、冠心病和一些奇奇怪怪的病。当时病人来看病有工作的是用单位的记账单，没有工作的都是自费，所以农村和山区的病人都很少来住院。记得1992年我参加医院医疗队到宁蒗县工作了4个月，宁蒗县医院在当时的县医院中算是比较不错的，有1栋5层楼的门诊住院部综合楼。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一天收了一个19岁的彝族小伙子，因为上树掏鸟碰到了高压线至右上肢及右肩部被烧焦了，他的父母把家里唯一的一头牛卖了，带着100元钱来医院救治，交了90元的医疗费，仅剩下10元钱作为一家三口住院期间的生活费，不幸的是因为送的太晚小伙子的手背已经感染，并引发的败血症脓毒血症，最终他还是走了。

　　1998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建立覆盖全体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2009年，国家作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战略部署，确立了新农合作为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地位。截至2017年，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3.5亿，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去年《柳叶刀》发布的HAQ排名结果中提到：自1990年至2015年的25年间，中国是医疗质量进步幅度最大的国家。从医疗质量连续两年的排名可以看出，我国的医疗技术能力和医疗质量水平提升成绩已经获得国际广泛认可。

2015年10月14日，致公党云南省委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致公爱行"红河州学前教育专业"金果春蕾"班2015年助学金发放仪式在建水举行。图为琚坚（左一）与同学们交流。

　　近些年来，我们医院的住院病人除病种发生变化外，病人的结构也发生了极大地变化，农村病人和地州病人不断在增加，即使像我现在所在的特需病房科也常常会收到一些山区的病人，他们有来自香格里拉的普通藏民，更有宁蒗县的彝族、摩梭族同胞。宁蒗的一个小山村里有差不多十个病人相互介绍先后来我科住院治疗。因为他们认为：我们科什么病患都可入住不需要再去门诊折腾；一个病人住一间病房家属可以一起入住也免了找旅店的麻烦；我们科室医护人员服务态度好，就算多交点钱他们也愿意，但前提是他必须兜里有钱。另外这些年来各种疾病的治愈力也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特别是是一些恶性肿瘤和免疫性疾病如红斑狼疮等已经不再是绝症。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

2018年5月24日至27日，省委会科教文卫工作委员会赴迪庆州开展义诊活动，为当地群众免费提供医疗咨询、健康体检、医疗保健等卫生服务，助力藏区健康扶贫。图为琚坚为当地群众就诊。

　　虽然政府不断在加大基层医疗的建设和投入，但大医院门庭若市排队拥挤，小医院及很多社区医疗点门可罗雀的现象仍然突出。究其原因就是社区医疗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还不能让患者满意。2010年我撰写了《关于全面提高我省社区及农村医疗工作者业务水平的建议》，获得了当年的省政协优秀提案。2012年我随省政协到地州了解基层医疗服务中心的服务能力，2013年参加了省政协组织的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工作进展情况调研，让我感到惊奇的是县级医院和乡村医疗中心的硬件设施已经较1992年我去医疗队时所见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很多患者还是愿意到省城、到大医院就诊，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三级医疗体系建设还不完善，另一方面也说明我们的基础医疗服务能力和技术还没有完全让患者放心。

2018年10月12日，省委会举办2018年敬老节活动，琚坚为致公党的老前辈、老党员开展了医疗咨询活动。

　　改革开放40年，算起来我在医疗行业亲身亲历至少有38年，亲眼见证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飞速发展，但作为一个身在其中的亲历者同样也看到我们的医疗事业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尽人意之处，作为一个普通的医务工作者，我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尽量让接受我服务的患者满意外，并通过十几年省政协委员的身份每年至少提交一件促进医疗事业健康发展的提案，以我的能力能做到的实在是有限。再有几年我也该退休了，我希望今后每一个患者都能享受平等的医疗待遇、并都能获得与其病情相匹配医疗服务，再不会出现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希望医疗技术进一步的提高，虽不可能治愈所有的疾病，但起码让所有的疾病都能得到妥善的处理，让患者免受病痛的煎熬；希望能提高医务人员的待遇，让医务工作者能够获得以他们辛勤付出相适宜的阳光报酬；希望医务人员和患者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相互理解，永远不要在发生任何的伤医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