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志强
　　三十年代，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武装侵略，强烈地震撼了神州大地，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兴起。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为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参加和支持抗战起了重大作用，是争取抗战胜利的基本保证。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青年学生勇敢地走在运动的前头，谱写了振奋人心、可歌可泣的动人篇章。昭通地区爱国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就是其中辉煌的一页。
　　昭通地区爱国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始于"九·一八"事变后，经历了若干次高潮。爱国师生在运动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路线、方针和政策，激发了昭通地区各族人民、各界人士的抗战热情，振奋了群众抗日必胜的信心，并且动员了数万青年奔赴抗日前线，募集到百万元以上的捐款慰问前方抗日将士。抗日救亡运动教育、锻炼并发展了一支革命的队伍，促进了本地区的革命斗争。
(一)1931年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1.组织义勇军
　　1931年9月，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开始了其并吞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从四川转移来云南省立二中(昭通中学前身)读书的中共党员李洁夫和同班同学吴宗遥、陈景文等，得知这个消息后，马上赶到戏院戏台上，悲愤地向群众宣传、控诉日本侵略者的侵略罪行。校训育主任潘吾刚，也召集全校学生在孔庙大成殿内，声泪俱下地讲述了事变的经过和我国蒙受日本侵略的屈辱历史，许多学生失声痛哭，要求学校组织义勇军，实行军训，准备抗日。李洁夫、吴宗遥等还倡议组织"决死团"，准备奔赴前线抗日救国。很快有60多人参加了"决死团"，大部分同学参加了学校组织的义勇军。教务主任邓子琴亲自撰写了《省立二中义勇军大队成立宣言》。广大师生的爱国行动得到昭通当时驻军团长安恩溥的支持，派军官任教官，并借给毛瑟枪一百余支及部分子弹，对学生进行军训。
2.组织抗日宣传队
　　在学校实行军训的同时，云南省立二中组织的抗日宣传队，在昭通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抗日救国"、"驱逐日军"、"抵制日货"等标语，在辕门口和十字街头演讲，宣传抗日救国和19军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的战绩，在人民群众中播下抗日救亡、雪耻复仇的种子。昭通天合宫一位私塾先生周子宾，也自费印制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誓雪国耻"、"睡狮醒来"、"反对贩卖日货"等标语，遍贴街头。
3.揭露贩卖日货的丑行
　　正当国难当头，学生们开展抗日救亡、抵制日货之际，却发生了一件丑闻。当时的云南省立二中校长周天佑，在参加全省教育会议后，用领得的学校经费五万余元及省主席龙云捐给昭通民众教育馆的一万元买成日货，从昆明运到昭通，在他开的"快福来"商店出售。经学生吴宗遥等人和昭通抗日会检举，揭露了这一丑行，激起社会公愤。昆明的《新商报》对此作了报导。昭通旅省学生周立松、张孝棫、童光敏、黄际春在昆明向各商号作了调查，认为周天佑贩卖日货证据确凿，呈文云南省教育厅要求对其惩处。1931年11月28日，昭通抗日会召开民众大会，决定分别呈请省教育厅、县党部、县政府，取消周天佑的本职兼各职并将其看管在案。学生代表李立诚、李士厚、阳裕清、乐洪相也于11月30日电请云南省主席龙云对周予以查办。周恐其地位动摇，暗中鼓动部分学生离校，企图使学校陷于停顿以进行要挟，并开除4名学生代表进行报复。周的丑行，在校内外受到强烈谴责。在社会各界及驻军团长安恩溥参与下，周贩来之日货被没收、烧毁，其挪用之公款被追回。省教育厅电令撤消了周天佑的校长职务，4名学生代表也恢复了学籍。周的丑恶表演，更激发了爱国师生的抗日救国热情。
(二)1936年开始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1.青年学生的觉醒
　　1936年秋，昭通中学校长王启瑞(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聘请了中共党员李子坚和进步教师吕儒林(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昭中任教。他们都利用各种机会宣传抗日，并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李子坚老师教语文时，选些进步文章给学生读，教学生唱《大路歌》、《毕业歌》、《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等歌曲。1938年他带领一些进步青年到了延安。吕儒林老师教图画课，他却把它变为政治课，大声疾呼要挽救民族危亡，要青年们觉醒。他大讲抗日救亡的形势、东三省的沦丧、华北危机，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介绍北平"一二· 九"、"一二·一六"学生运动情况，教唱抗日歌曲，悲愤地疾呼当时北大教授王遥先生的一句名言："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号召学生投入到抗日救亡中去，深深地感动了青年学生。课下，他常约一些学生到他家做客，讲如何"做人"。他还组织学生阅读抗日书刊和革命书刊。他们的这些活动，对昭通这一代的学生起了革命的启蒙作用，为"学抗会"的成立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发展打下了基础。
2."学抗会"的成立
　　卢沟桥事变后，全国各地抗日怒潮汹涌澎湃，救亡团体纷纷成立，学生们再也不能安心在课堂读死书了，决心参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去。为了公开合法广泛地组织学生的抗日活动，在"云南省学生抗敌后援会"的影响下，于1938年春，由昭通中学的爱国师生发起，各中学和小学四年级以上的班级，每班各派2名代表，在昭通民众教育馆召开全县学生代表会议。会议决定成立"昭通全县学生抗敌后援会"(简称学抗会)，并通过了参考省"学抗会"简章拟定的章程，选出常务委员7人及各股负责人。会后的第一次常委会，选举昭通中学高三班学生夏运春为主任，高四班学生傅发聪为副主任。随后在德育女小(现昭四小)召开的全县学生大会上，通过了学生代表会的各项决议和"学抗会"章程。此后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救亡运动。
3."学抗会"开展活动
　　(1)在各校组织了"晨呼队"，每日黎明上早操前，沿街高呼抗日口号。激昂的口号声催人觉醒。
　　(2)从各校选拔有特长的学生组成12个宣传队，采用演讲、歌唱、戏剧等形式，到街头、茶馆、酒店和农村进行宣传。他们唱《义勇军进行曲》、《在松花江上》、《大路歌》等抗日歌曲，演出《放下你的鞭子》、《血染卢沟桥》等街头剧，朗诵歌颂抗日将士的诗歌，讲团结抗日的道理和抗日救亡故事，揭露日军的暴行，宣传"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踊跃参军，打鬼子去"，深深地打动了同胞们的心，激发了广大群众团结抗敌的热情。
　　(3)办壁报。每天清晨把夜间从收音机中收听到的抗日消息公布出来，并加评论。当时的《战时知识》、《抗战三日刊》等刊物，也由学生负责推销。
　　(4)组织募捐。举行募捐公演，演出过《撤退赵家庄》、《我们的空军》、《察东之夜》、《火焰》等剧，《云南日报》1939年8月16日曾予以报导；向商绅募捐，傅发聪曾带队到彝良县向商人绅士募捐；设"七七献金台"，每年7月7日开始，为期三天，由各界捐献。献金台前出现过多次动人场面，甚至挑泥、卖水的老人把仅有的几毛钱都投入献金箱，一些小学生还把零花钱捐献出来。"学抗会"把这些钱都汇往抗日前线。
　　(5)组织慰问昭通驻军和入伍新兵，向他们赠送肉、菜等物，同时向他们进行守土卫国的宣传。
　　(6)"学抗会"还组织盛大的火炬游行，办夜校对民众进行抗日宣传，教唱抗日歌曲。另外还向前方将士捐献棉衣。
　　"学抗会"以一学期为一届。 "学抗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团结教育了广大学生，锻炼了一些学生骨干，对唤醒民众，推动抗日，发挥了积极作用。
　　4.其他方面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昭通农村的小学，也开展了抗日救亡运动。如昭通永丰乡的高松两级小学就搞得热火朝天。这个小学成立于1937年，为了适应战时需要，学校提出了"行动军事化，生活平民化，学习纪律化"的方针。当时学校把抗日救国活动放在首位，对五年级的学生一入学就进行军训。每逢街天学校就组织学生到大口子、土洞洞等街场进行抗日宣传，演唱《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慰劳伤兵》、《游击队歌》、《铁血歌》等抗日歌曲，演出《夫妇智毒日本兵》、《断烟救国》等街头剧，发动各族人民支援抗日。
　　昭通各界人士也纷纷投入到抗日救亡中，相继组织了"耆老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儿童救亡团"等，按各自的特点，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当时昭通的抗日救亡气氛非常浓烈。
(三)1940年以后的几次抗日救亡活动
1.声讨汉奸汪精卫
　　1940年3月，大汉奸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公开叛国投敌，全国人民一致声讨。为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在中共昭通党组织的领导下，以昭通中学为主，联合其他学校师生，于1940年夏，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全县性的"讨汪大会"。大会组织了示威游行，张贴标语，散发传单，教唱反汪歌曲，还通过各种宣传形式扩大影响。中共昭通中心县委委员朱君和将大会实况写成通讯刊登在党刊《南方》上。在学校，学生们还与那个宣传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昭通中学军事教育官李炳昌作斗争，在社会上造舆论说他是大汉奸，在课堂上只要他讲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话，就群起攻之。经过斗争，李炳昌不敢再行反动宣传，最后离开昭通。这期间，中共昭通中心县委委员李立昆以尚武小学校长的身份，创办了《昭通周报》，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报导抗日救亡消息。此刊一直坚持出了10多期。
2.准备上前线
　　为了准备上前线抗日，昭通中学的一些学生在李德仁带领下，不穿布鞋穿草鞋，还在假期徒步出巧家、会泽等县，有意识地进行锻炼。当日本侵占贵州独山后，根据省工委的安排，党员和一些进步学生，已准备武装打游击。他们抓紧学习《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文章，连行李都作了轻装处理。
3.各县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抗日战争期间，绥江、巧家、彝良等县在学校的中共党组织和党员，都利用各种形式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活动。
　　1940年春成立的中共绥江中学支部，一开始就要求学生"读书不忘抗日，抗日不忘读书"。在党的领导下，绥江中学的爱国师生，利用学生会和童子军等合法组织，团结广大师生积极进行抗日宣传活动。他们利用赶场天，在魁星楼、丁字口、三官楼等主要街口，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和抗战消息，并进行革命宣传。绥江街头口号声和抗日歌声此起彼伏，临街的墙壁上，到处是宣传抗日的漫画、标语，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在巧家蒙姑，早在1937年，中共党员任灿光就以其兼任的蒙姑小学教师的身份，在学校与师生广交朋友，组织读书会，传阅《新生》、《南方》等党刊，宣传抗日救国，发动师生上街下乡演街头剧，编墙报，进行抗日宣传，并组织募捐。他还推动组织了"巧家蒙姑抗敌后援会"，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43年至1944年，先后在巧家县崇仁中学任教的姜之寿、祁文、许南波等中共党员，都结合教学积极对学生进行抗日、反帝反封建的教育，教唱《太行山上的呼声》等抗日歌曲，并利用在校会上的讲话和对学生个别谈话的机会，宣传抗战。
　　1944年在彝良县牛街中学任教的中共党员方在光，利用各种机会向学生宣传日军的侵略罪行，教唱《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我们在太行山上》等抗日歌曲，组织学生办墙报，积极对学生进行抗日救国的教育。
4.庆祝苏军攻克柏林
　　1945年5月3日下午，苏军攻克柏林的消息传到昭通。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特大喜讯，群情振奋。由中共党员马仲明任总编的《云南日报·昭通版》立即出了号外，报社人员还上街宣传。中共党员傅发聪、吴宗遥等发动昭通中学及女中、县中、明诚中学等各中小学师生和各界人士数千人，于5月4日在德育女小召开了盛大的"昭通各界庆祝苏联红军解放柏林大会"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进行募捐。游行队伍沿街高呼："柏林解放是民主阵营的胜利"、"彻底消灭法西斯主义"、"从速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等口号，《云南日报》昭通分社积极支持这次庆祝活动，并免费印制散发了吴宗遥起草的大会宣言和口号。当天晚上举行了报告会，中共党员傅发聪、张白林、马仲明等都在会上讲了话。他们宣传了党的"三坚持、三反对"的政治方针，提出民主、团结、进步，把抗日战争进行到底，争取抗战的彻底胜利的鲜明口号，赢得了广大社会人士的支持，振奋了抗日必胜的信心。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于1945年5月23日以《昭通学生大游行，要求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热烈庆祝苏军攻克柏林》为题，对这次庆祝活动作了报导，扩大了影响。
5.欢庆抗战胜利
　　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昭通后，昭通的学生在"秘密读书会"成员的带领下，连夜上街游行，天刚亮就把夜里写好的标语拿上街张贴，宣传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天，昭通城锣鼓喧天，大街小巷彩旗飘舞，陡街、西街等主要街道的许多商店，挂出红红绿绿商品大削价的字条，昭通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从三十年代初日本侵华开始，至日本宣布投降的整个抗日斗争期间，昭通有数百爱国师生奔赴前线，仅1942年参加远征军的就有120多人，还有许多学生参加了58军和60军。另外，考入各类军事学校的学生有400余人。这期间，被抗日救亡运动鼓动应征入伍的各族子弟，仅昭通一县就不下3万人。抗日救亡活动中以各种方式募集到的给前方将士的慰问款在百万元以上。抗日救亡运动还教育了各族人民和广大师生，团结了各界人士，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培养锻炼了一支革命的师生队伍，促进了本地区的革命斗争。昭通地区爱国师生的抗日救亡运动，为抗日救国和革命事业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共昭通市委党史研究室 供稿）
　　（资料来源：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云南全民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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