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公党云南省委会第一届主委张相时

　　张相时是我的祖父，云南鹤庆县人，于1894年伴随着甲午海战的炮声诞生在一个华侨工商业者的家庭里。早期我的曾祖父就开始从事贸易生意，在上海、汉口、印度设有商号，主要经营云南的茶叶、药材等。因与日本有贸易往来，我的曾祖母随曾祖父到日本留学两年，回国后在家乡创办了第一所女子学堂。

　　祖父到了知书识礼的年纪，曾祖母顺理成章成为他的启蒙老师，后来年长些祖父才转入家乡创办的二等小学堂学习。1909年15岁的祖父被曾祖父送到北京读书，住在亲戚家，在北京学校读了两年，因效仿云南留日学生李若虚剪了辫子，亲戚不敢再收留他，1911年被送回到在上海做生意的曾祖父家里。在上海时，祖父报名参加上海为响应武昌起义而组织的光复高昌庙的战斗，因被人告密，被家里人监管起来，未能实现参加革命的愿望。

　　1912年祖父到日本留学，考取东京高等商业专科学校，这所学校在日本很有名气，日本政界、商界的许多要员都毕业于此校，除基础课外还主修了领事和外贸专业。在日本留学期间，他就提出，中国要多发展铁路建设，并在上海出版的《新国民杂志》发表文章，指出中国铁路建设上存在的地理不平衡性。祖父还有幸聆听过孙中山先生的演讲，接触到了同盟会的一些革命志士，受到他们民主进步思想的影响，奠定了祖父一生爱国、民主、进步的思想基础。

　　从日本学成归国后，又于1924年来到新加坡，应邀到陈嘉庚先生创办的《南洋商报》任编辑，1927年任第五任总编辑，祖父曾多次在报上发表文章，主张在中国国内“兴办实业，以臻富强”。在新加坡期间，他利用工作之余广泛收集大量的资料，写出了《华侨中心之南洋》这部40余万字的巨著，至今仍是研究华侨历史的重要文献。因为要接管家族生意，祖父于1929年底辞去《南洋商报》总编辑一职离开新加坡回到上海。在家族“恒盛公”上海总号任总经理，主要管辖上海总号和汉口、印度分号的生意，同时还兼任暨南大学商学院南洋商业调查部的秘书，相当于教授，讲授政治经济学概论，在私立文化学院任外汇专业课专讲老师。1930年，他作为暨南大学的华侨专家代表，参加了在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会议，为发展中国工商贸易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1940年以后，祖父把个人经营的方向作了调整，重点放在银行业、盐业和化学品的经营上，调整经营后祖父的个人企业获得了丰厚的收益。在发展家族企业和个人企业的同时，祖父也非常关心云南的文化教育事业，抗战胜利后从家族企业中拿出3万卢比捐助家乡的教育事业，又于1946年从他私人的款项中捐出旧国币100万元捐赠给昆明昆湖小学（现为西山区昆湖小学），当选为校董事会的董事长。上世纪50年代祖父个人又出资捐赠东风中学并任校董（1969年东风中学与求实中学合并，现为昆明市第十中学），80年代祖父向家乡图书馆捐赠了大批史料丛书。

青年时期张相时

　　早在辛亥革命时期，祖父就接触到了民主、进步的思想，他渴望能有一个革命的、进步的、强有力的政党，力挽狂澜，能带领中华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所以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他同情革命，和共产党人有过接触，祖父也尽自己所能帮助他们。比如我省早期中共党员鹤庆县人黄洛峰，曾得到过祖父的帮助。黄洛峰是中国著名出版家，三联书店创始人，为革命文化出版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祖父与黄洛峰保持了终生的情谊。1950年底，祖父舍弃了国外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再次扩展家业的良机，携我的祖母和我的母亲回到了祖国，开始了与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合作共识的政治生涯。

　　回国后，祖父积极参加筹建昆明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各项工作，并担任主任秘书。同年爆发抗美援朝战争，国内掀起了捐献购买飞机、大炮支援前线的热潮，祖父又捐资旧人民币1亿元，同时让在海外的兄弟、侄子采购了一大批国内紧缺的汽车轮胎及照相器材等物资，运回国内支援国家建设。1953年，为了支援国内经济建设和“恒盛公”国内开展进出口业务的需要，我的祖父再次赴香港寻求调资回国的新途径，先后分几次压低汇水把国外的资金陆续调到香港，然后再调回昆明，总共是港币130余万元，在当时来说这是一笔巨资。之后，企业顺利完成公私合营，祖父担任云南省外贸局土产进出口公司副总经理。

　　1960年祖父兼任云南省侨联副主席，迎接安置一批批回国华侨，他到侨乡、下农场，了解归侨侨眷的疾苦，与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父被推选为云南省政协副主席，历任第四、第五、第六届云南省政协副主席。

　　1983年4月24日，致公党云南省小组成立，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许志猛（前排中）专程到昆主持。小组由组长张相时（前排左二）、副组长林添福（前排右二）、区培本（后排左二）、成员荣应沂（前排右一）、张智源（后排左一）、甘烈明（后排左三）、游继申（后排右二）7人组成。

1983年4月24日，致公党云南省小组成立，致公党中央副主席许志猛（左三），张相时（左二）。

1983年4月24日，致公党云南省小组成立会场全景。

　　1983年致公党中央决定在云南省组建致公党地方组织，经过组织考察，祖父是最适合的创建地方组织的人选，89岁高龄的祖父毅然挑起这一重任，当时条件非常艰苦，缺乏资金缺乏人员，我家便成了筹备致公党云南省地方组织的办公地。筹备组每周在我家召开一、二次碰头会，我的祖母要提前备好开水泡好茶，筹备小组的人员开始讨论，我的祖父就会把客厅门关上，祖母就坐在客厅门外守着，只要祖父说开水没有了，我的祖母马上就把准备好的开水送进去把空壶拿出来。

　　当时我10多岁，有时放学回来祖父他们还在客厅里面讨论，祖母就会叫我进去给大家续水，客厅里烟雾腾腾讨论热烈，有时会让我进客厅看看准备的烟还有没有，没有了就让我到小卖部买烟和火柴，有时候讨论晚了，祖父就会留大家吃饭，母亲和祖母就在厨房忙碌，把家里最好的食物拿出来招待筹备组成员，我帮着摆碗筷，大家都夸我的祖母做菜手艺好。后来我祖父打趣说我的祖母是后勤部长，母亲是采购员，我是小跑腿。因经常见面，我与筹备组的区培本、张智源、林添福三位前辈较为熟悉。

　　1983年4月24日，致公党云南省小组在昆明成立，由7名成员组成，我的祖父张相时担任组长，后被称为“7人小组”。可以说，我是致公党云南省地方组织创建的见证者之一。在致公党前辈们的共同努力下，致公党的队伍不断壮大，党员人数从1983年4月致公党云南小组成立时的7人，截止到1986年1月发展为117人 。1986年2月19日至22日，致公党云南省第一次党员大会在昆明召开，117名党员出席大会，致公党云南省委员会成立，我的祖父张相时任主任委员。

　　祖父认为致公党一定要发挥“侨”字特点和优势，他非常重视海外联谊工作，经常向海外的华人华侨朋友宣传党的政策，介绍中国的发展变化，联系老朋友，结交新朋友。90多岁高龄的祖父，坚持亲自到机场、车站、码头迎送海内外宾客，许多客人感动得热泪盈眶，握着他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他尽心尽力，与海外华人华侨交流思想联络感情，热心地为“三引进”牵线搭桥，为加快云南经济发展的步伐，尽自己的微薄之力。1987年祖父主动让贤，辞去致公党云南省委第一届主任委员，担任名誉主委。祖父说，致公党事业要想发展壮大，要让更多年轻有为的党员发挥所长，在工作中锻炼成长，成为中流砥柱。

　　我的祖父张相时在祖国母亲最需要他的时候，毅然抛弃个人利益，选择了回国的道路，在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后半生中，始终如一地与共产党同甘共苦，坦诚直言，肝胆相照。1989年祖父去世，以云南省政协主席刘树生为组长的治丧小组，在为祖父撰写的生平中写到：“他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在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中，坦诚直言，积极提出意见和建议，是我党的铮友”，这是对祖父一生最高的评价和总结。

1986年2月，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亲临致公党云南省第一次党员大会。

致公党中央主席黄鼎臣与致公党云南省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合影

　　祖父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的真挚情感深深感染着我们，在祖父的熏陶下，我的母亲于1983年9月加入中国致公党，是第一届致公党云南省委会委员，也是一位有42年党龄的老党员。我从小耳濡目染，对致公党怀有一份特殊深厚的感情，2006年3月我光荣地加入中国致公党，成为第三代致公党人，今年已近20年党龄。在致公党各位领导和前辈们的关心下，我不断成长，也更加明确了作为一名致公党员的责任。

　　作为一名致公党员，我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积极参政议政，履职建言，撰写的提案曾两次被评为区政协优秀提案，曾被致公党云南省委会评为参政议政先进个人，多次被致公党昆明市委会评为优秀党员；在党务工作中，积极参加省委妇委会的各项活动；担任市委妇委会主任期间，不断加强妇委会的组织建设，组织委员承办市委会每年举办的“三八”节活动，妇委会于2023、2024、2025连续三年被致公党昆明市委会评为“组织建设先进集体”；在基层工作中，以身作则带领青年党员完成市委会和基层委的各项活动任务，青年党员在党务工作中得到成长和锻炼，同时服务关心老党员，每年组织开展重阳节慰问活动，让老党员感受到组织的温暖，通过开展党务活动，能让党员们在致公党的大家庭里找到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今后工作中，我将继续秉持“致力为公跟党走，侨海报国建新功”宗旨，怀揣三代致公党人的初心，赓续前行。

在中国致公党成立100周年之际

向为致公党事业无私奉献的前辈们致敬！

本文作者张文珠与祖父张相时

本文作者张文珠

　　（作者系致公党云南省委会第一届主委张相时孙女、致公党官渡区基层委副主委 张文珠）